近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大西洋两岸展开密集外交行动。4月17日，她前往华盛顿会见特朗普，成为对等关税发起以来首位访美的欧洲领导人。18日，她又返回罗马接待访意的美国副总统万斯。这两场旋风式会晤的核心议题，直指当前紧张的美欧关税争端。尽管美欧双方分别同意暂停对等关税与反制措施90天，并就此启动谈判，但目前进展不顺。欧盟谈判代表抱怨称，美方至今未就谈判条件给出明确回应，令对话缺乏实质内容、难以推进。在这一背景下，梅洛尼被欧盟视为斡旋者，布鲁塞尔方面希望她能借助与特朗普团队的特殊关系，探明美方立场，缓和特朗普对欧盟机构的不信任情绪。梅洛尼为何能在当下美欧关系紧张之际身担斡旋重任？她与特朗普、万斯会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并进一步探讨梅洛尼此番“旋风外交”之后，美欧关税战可能的走向。

2025年4月17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梅洛尼。图源：Evelyn Hockstein / Reuters

在美欧摩擦日益升级之际，梅洛尼意外成为一位穿梭于华盛顿与布鲁塞尔之间的“特殊信使”。她既非欧盟委员会的正式谈判代表，亦非跨大西洋联盟惯常的沟通中介，却在美欧谈判僵局中成为双方的“可信中间人”。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欧盟高层，都对梅洛尼的斡旋寄予不同形式的期待。

在双边会谈中，特朗普毫不掩饰对她的赞美，称其是“一位伟大的总理”，“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在欧盟一侧，尽管梅洛尼出身于右翼民粹政党，布鲁塞尔的建制派高层却并未对其持排斥态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更是在她出访前与之保持紧密沟通。

对美国而言，梅洛尼已经成为现阶段特朗普在欧盟领导人中的首选沟通对象。这首先与她的右翼民粹主义身份密切相关。作为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的党魁，梅洛尼长期反对非法移民，批判“觉醒意识形态”与“全球主义精英”，并强调民族、家庭与宗教传统，在核心理念上与特朗普高度契合。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梅洛尼努力呼应特朗普的国内政策语言，积极对接特朗普的“文化战争”议程，将自己塑造为美国保守派在反对“多元、平等、包容”（DEI）政策上的天然盟友。在4月17日的白宫会谈中，梅洛尼更是公开强调自己是“西方民族主义者”（western nationalist），并化用特朗普的标志性口号，表示美意两国的共同目标是“让西方再次伟大”（Make the West Great Again）。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马克龙或冯德莱恩等欧盟建制派领导人，梅洛尼身上的右翼民粹派标签，让她更受特朗普青睐。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叙事中，布鲁塞尔与巴黎代表的是冷漠的全球化自由主义精英，是“深层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梅洛尼则代表对这一秩序发起挑战的“主权主义者”（sovereignist），是右翼价值共同体的一员。她不仅是意大利的政府首脑，更被特朗普政府看作是有别于建制体系的政治伙伴，是一位以“国家意志”而非“自由主义规范”参与对话的领导人。

梅洛尼能够成为特朗普政府信任对象，还得益于她与特朗普核心团队的良好关系。早在梅洛尼仍是意大利政坛边缘人物之时，她便多次出席美国保守派的政治集会，由此与特朗普核心圈层建立联系。2023年起，梅洛尼与马斯克也保持频繁互动，马斯克不仅公开表达对她的欣赏，还曾受邀出席意大利兄弟党年度集会，二人因互动密切一度被媒体传出恋情绯闻。

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梅洛尼与特朗普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当年12月，两人曾在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上会面。特朗普就任前夕，梅洛尼亲赴海湖庄园与其闭门会谈。这两次交流令特朗普对她印象颇佳，并对她的能力赞不绝口。梅洛尼最终成为唯一受邀出席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这种由个人关系促成的外交信任，在“特朗普主义”语境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同于建制派偏好的正式协商与制度化沟通机制，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达成政治交易。在这一逻辑下，梅洛尼也被视为一位可以直接沟通、相对可靠的伙伴，有能力影响欧盟的立场走向。

2025年1月20日，梅洛尼应邀出席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图为她在典礼上与阿根廷总统米莱交谈。图源：Kevin Dietsch / 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

对欧盟而言，梅洛尼的建制化转向使其成为相对可靠的“中间人”。尽管出身右翼民粹政党，梅洛尼上任后推进“去激进化”改革，主动向建制派靠拢，在对外政策和欧盟事务中展现出相对务实的姿态。她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重申意大利对北约的承诺，并在移民与财政等争议议题上避免与欧盟主流路线正面冲突。她不再高调鼓吹“脱欧”或“反欧”，而是与冯德莱恩等欧盟高层积极互动，甚至主动展示其亲近布鲁塞尔的一面。这一系列姿态，虽未真正消解梅洛尼的右翼民粹色彩，却足以在欧盟机构将她视为“可以打交道”的右翼领导人。

意大利在欧盟内部的地位也赋予梅洛尼更为有利的谈判角色。作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具备一定代表性，但实际地位又与“法德轴心”存在显著差距，并非欧盟对美经贸政策的主导者。相比之下，若由代表性更强的法国或德国领导人出面与特朗普磋商，容易被解读为以核心成员国身份擅自代替欧盟发声，引发其他成员国的忧虑与反对。意大利适中的地位反而为斡旋留出了更大操作空间，尤其在当前欧盟内部对美策略分歧较大的背景下，梅洛尼的穿梭外交既不触及欧盟整体立场，也可为布鲁塞尔提供政策调整的缓冲空间。

在本轮美欧关税争端中，尽管欧盟委员会强调贸易谈判为其专属权能，反对成员国单独对美接触，但并未阻碍梅洛尼的穿梭外交。除了与梅洛尼保持密切沟通，冯德莱恩还通过其发言人释放欢迎信号。在布鲁塞尔的视角中，梅洛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谈判代表，而更像是一位风险可控且具备谈判价值的斡旋者。她既不代表布鲁塞尔，又不完全偏离布鲁塞尔，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模糊空间中。这种模糊性，决定了她在具体操作上难以逾越欧盟程序边界，但也为她赢得了来自欧盟机构和成员国的有限信任，使她在跨大西洋舞台上获得更多出场机会。

2024年12月20日，冯德莱恩在欧盟委员会总部会见梅洛尼。建制派背景的冯德莱恩与右翼民粹政党出身的梅洛尼关系颇为微妙。图源：European Commission Audiovisual Service

在此次“旋风外交”行程中，梅洛尼的回旋空间有限。她所面对的并非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双边会谈，而是既要为意大利在对美贸易顺差背景下争取更有利的经贸安排，又要在对话停滞的跨大西洋关系中寻找新的接触点。作为欧盟国家领导人，梅洛尼需要在尊重布鲁塞尔集体谈判权威的前提下，释放足够的主动姿态，以回应特朗普对直接高层互动的现实期待。这种双重约束下的对美接触，使梅洛尼的表态带有强烈的平衡考量，体现出在不同立场之间小心协调的“走钢丝”状态。

经贸层面，梅洛尼未在本轮会谈中达成具体关税成果，但缓和了美欧此前的紧张对抗气氛。特朗普继续展示“交易的艺术”，一方面向记者表示“我们（美欧之间）100%会达成贸易协议”，另一方面又对欧盟施压，补充其立场是“达成一份公平协议”。他还将美欧贸易谈判与近期举行的美日贸易谈判联系起来，大赞与日本“谈得很好”，暗示欧方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应做出更多让步。面对特朗普的话术，梅洛尼的应对趋于谨慎。她未就欧盟整体立场发表具体意见，仅表示“我相信我们可以达成协议”，语气温和而回避实质承诺。

为展示合作诚意，意大利主动向美国示好。梅洛尼承诺对美扩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并推进核能领域的双边合作，双方还提及将共同推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建设。她同时宣布，意大利企业将在未来数年对美加大投资，预计总金额达到100亿欧元，特朗普亦欢迎意大利增加对美制造业投资。更具政治意义的是，意大利还公开背离欧盟委员会立场，和美国共同反对征收“歧视性”的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 tax）。这项税收长期为特朗普所抨击，被其视作贸易不公的例证，而提高数字服务税率则是欧盟反制美国对等关税的潜在手段。虽然梅洛尼并未具体表态废除现有的数字服务税，但是这一立场可以解读为意大利在经贸博弈中主动与欧盟拉开距离，以寻求美方善意回应。双方还将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拓展合作，美国将支持意大利打造“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的数据枢纽”。

2025年4月18日，梅洛尼在意大利总理府会见万斯。图源：Remo Casilli / Reuters

外交层面，梅洛尼此番行程的重要政治成果在于巩固与特朗普的政治互信，获得特朗普访意的政治承诺。在白宫联合记者会上，当被问及“意大利是否会成为美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时，特朗普明确回应：“只要梅洛尼总理还在任，意大利就会是我们最好的盟友。”特朗普还称梅洛尼为“世界上真正的领导人之一”，并表示“她已经在欧洲掀起了一阵风潮”，充分展现出其个人对梅洛尼的政治肯定与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正式接受梅洛尼的邀请，确认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意大利，同时考虑借此机会举行一次美欧领导人会议，讨论双方的经贸摩擦问题。多家主流媒体将梅洛尼称为“特朗普耳语者”（Trump whisperer），认为她已成为极少数能够在特朗普与欧洲建制机构之间保持稳定接触的右翼民粹领导人，凸显其在跨大西洋对话中的桥梁作用。

安全层面，梅洛尼主动回应了特朗普政府对北约军费分担与芬太尼问题的持续关切。在军费问题上，她承诺意大利将加快推进军费占GDP比重达到北约2%的标准，并计划在下一次北约峰会召开前对外公布达标时间表。美意联合声明进一步确认双方将通过联合开发、防务工业合作及跨境供应链整合，增强防务能力建设，并“保护相关产业免受外国敌对行为干扰”。在芬太尼问题上，梅洛尼亦展现出一定的议题主动权。她在会谈中主动提出，意大利是最早在欧洲层面提出合成毒品治理议题的国家之一，并表达了希望与美方合作加强打击芬太尼流通的意愿。双方在联合声明中一致表示，将共同打击合成毒品的生产和销售，并打击相关犯罪网络。

此次会谈虽未在关税争端上取得实质进展，但其最大的价值在于“破冰”，缓和美欧因关税争端所引发的政治对立情绪，将美欧关系拉回可对话区间。在特朗普政府与欧盟机构缺乏有效对话、美欧信任基础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梅洛尼推动重启美欧高层会晤本身，已是一项具有前瞻意义的外交成果，为跨大西洋领导人的接触提供了具体抓手。梅洛尼本人将此次访问定位为“一次商业和平使命”（a commercial peace mission），她不急于达成任何贸易协议，而是强调通过政治斡旋为后续谈判创造条件。尽管她并不具备欧盟方面的谈判授权，但已充分发挥“斡旋者”功能，有助于缓解美欧因对等关税争端所激化的政治对立，为欧盟留出推进对美关税谈判的缓冲空间。

2017年5月26日，特朗普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出席七国集团峰会，这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访问意大利。图源：European Commission Audiovisual Service

欧盟机构官员并未对梅洛尼与美方会谈的成果做出评论，但是部分建制派政客依然抨击了梅洛尼的举措。在欧洲议会对美关系代表团团长布兰多·贝尼菲（Brando Benifei）看来，梅洛尼与特朗普的会见“坦率地说毫无意义”（frankly useless）。他主张欧盟应依托自身已有的“反胁迫工具”，采取更强硬的集体回应方式，而不是单方面迎合特朗普政府的谈判姿态。他指出，梅洛尼的“示好外交”所换取的回报相当有限。法国工业部长马克·费拉奇（Marc Ferracci）的批评更为激烈。在梅洛尼启程前，他即公开抨击这类未经协调的双边外交行为有破坏欧盟团结之虞，并在法意之间引发了一场小型的外交摩擦。由此可见，作为“斡旋者”的梅洛尼面临着欧盟建制秩序与成员国外交自主性的制度张力，她此行所引发的争议，也反映出在面对“特朗普主义”的不确定性时，欧盟内部所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

梅洛尼的“旋风外交”行动虽然缓和了美欧之间的紧张气氛，但并未能触及特朗普挥舞的“关税大棒”。长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处于非对称结构之中，欧盟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使其难以承担与美国发生系统性冲突的代价。在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威胁下，欧盟的谈判空间有限，所面临的不是“是否让步”的问题，而是“如何让步”、“让步到什么程度”的抉择，以争取更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在美欧关税战中，欧盟目前的应对手段仍显克制，试图“以战促谈”，以有限的反制手段争取谈判空间。在对等关税生效前夕，欧盟主动向美方提出“零对零”（zero to zero）方案，主张双方互免工业品关税，包括免除特朗普所抨击的10%汽车关税，但依然遭到美方的拒绝。未来，欧盟可能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美方让步，例如扩大汽车零部件减税范围，降低化工与制药品关税，在非关税领域展现更大诚意，包括增加对美液化天然气进口、延迟实施甚至取消数字服务税、放宽数字领域的监管措施，以此尝试与特朗普达成交易。美欧双方在90天的关税窗口期内能否达成稳定而持久的成果，与以下三组变量密切相关。

首先是欧盟内部的政策协调能力。欧盟是否能够克服成员国间的利益分歧，统一立场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让步清单，是影响谈判成败的重要因素。然而，欧盟内部的利益分化使协调统一立场存在困难。德国高度关注汽车工业，视其为国家经济的核心支柱，因此愿意在汽车产业相关的关税问题上与美国寻求妥协。法国则在农业议题上持强硬立场，坚决维护其农业保护政策，拒绝做出重大让步。意大利则由于经济结构特殊，尤其注重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强调需要获得针对性的关税豁免安排。各国立场之间明显的利益分歧，如果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弥合，将极大削弱欧盟在集体谈判中的话语权，使欧盟在面对美国分化策略时处于被动。

其次是美国的议题谈判策略。一种可能是特朗普政府选择“议题拆分”的策略，针对欧盟特定成员国的关键产业分别施加压力，通过差异化的优惠措施，分化欧盟的谈判统一性，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另一种可能是美国继续采取“打包施压”策略，将经贸议题与安全合作、芬太尼治理、北约经费分担等政治议题高度捆绑，以更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欧盟做出全面让步。这种策略将使欧盟在谈判过程中难以承受安全层面的风险，从而在经济领域的妥协幅度可能被迫进一步加大。

第三是欧盟成员国抵御关税战冲击的能力。在欧盟成员国中，意大利面临的压力尤为突出，是受美方关税威胁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作为欧盟对美第三大出口国和贸易顺差国，意大利在运输设备、制药、时尚与奢侈品等领域与美方贸易联系紧密。意大利国内中小企业对美市场依赖度高，受关税冲击剧烈，而这些中小企业主还是梅洛尼的重要票仓。因此，如果梅洛尼政府在窗口期内未能达成关税豁免措施，其国内执政基础可能受到严重挑战。

如果美欧关税战长期化，不排除意大利寻求“差异化豁免”的可能。梅洛尼可能借助与特朗普政府积累的良好个人关系，寻求在食品和奢侈品等意大利特色产业上获得美方的关税豁免。尽管豁免措施适用于欧洲单一市场，但凭借在上述产业的优势地位，意大利可能成为主要受益方。

2025年4月20日，罗马教皇方济各会见万斯，作为天主教徒的万斯此番访意亦顺道访问梵蒂冈，他也成为方济各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政要。图源：Vatican Media via AP, HO

此外，在未来跨大西洋沟通中，梅洛尼的外交角色愈发重要。相较于此前遭受特朗普政府冷落的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š Šefčovič），梅洛尼至少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渠道，能够较为及时地获取美方的政策信息，有可能在未来的跨大西洋沟通中继续充当“斡旋者”。不过，梅洛尼的外交空间和影响力依然有限。特朗普政府强调结果导向和直接利益回报，决定与其互动对象合作的核心标准是交易成果，而非意识形态或个人关系的一致性。因此，尽管梅洛尼具备“可信中间人”的优势，但她更多扮演信息传递、调节气氛的角色，而难以深度影响跨大西洋贸易政策议程。

梅洛尼此次“旋风外交”最重要的成果在于为美欧之间创造了有效沟通机会。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意图尚不明确，可能旨在诱导欧盟主动提出让步，以借此施加更大压力、获取更多利益。未来，梅洛尼的任务是尽可能探明特朗普政府的真实底线。如果欧盟无法及时安抚特朗普的情绪并回应其政治叙事，特朗普政府可能随时采取更激进的施压措施，使布鲁塞尔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在此背景下，即使梅洛尼能够为意大利争取短期利益，也难以根本性改变欧盟在跨大西洋贸易议题上的整体不利局面。